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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与外延——2019·第二届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集锦②

  编者按:不久前,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范式与外延——2019·第二届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召开的如火如荼,引发学界关注。由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组成的文案小分队,整理分享了会议的精彩内容,现将其文字版转发,以飨读者。

  在11月30日推出的“‘范式与外延——2019·第二届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集锦一”中,我们关注了艺术史的学科特性、书写范式、书写视角,研究新动向,艺术史哲学等话题,侧重收录学者对艺术史学科的宏观思考。在听会现场的互动环节,我们看到不少研究生、青年教师甚至博士生导师对如何开展艺术史论文的选题予以关注。为此,本期集锦除了关注宏观论题,还推出一般艺术史视野下门类艺术研究的具体案例;对于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史料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选题作辑录。同时收录了艺术教育史研究——设计、音乐、舞蹈等学科史的相关问题。

  这是仲呈祥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组召集人、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院长)在本届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他将艺术学门类学科设置、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确立过程讲述给各位听众。仲呈祥教授作为我国艺术学门类学科成立的当事人,其所言可谓是重要的当代史。他在发言中语重心长地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得来不易,这是中华民族从文化自信艺术自信的一个标志性,需要大家共同珍惜、这一成绩。在他的发言中,对于艺术史研究中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给予论述,《中国美术报》予以全文刊发。另外,在本届研讨会中关于中国艺术的发言我们一并记录在此。

  仲呈祥教授强调包括艺术学、艺术史研究在内的文艺界之旨是培根铸魂、立德树人,而艺术史的研究道则是守正创新,将意识统一起来,弄清正确的艺术历史观。他认为,在中国的艺术学下面研究艺术史,一定要守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优秀传统之正,然后继承艺术史研究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部分,先自美其美,然后再美人其美,最后会美美与共。而是否达到美美与共,其标志是我们艺术史研究的,是否达到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进入21世纪人类需求的一种人类共同体美学。这是目标,很远的事情,这就是历史观。对于艺术史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他赞同王一川教授的“体”“用”关系,认为艺术史、艺术学是打通了一切艺术的“体”,是应该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而研究出的规律要运用到实践里面去,美术史等各门类艺术就是为艺术史的规律提供资源的“用”,这就是他们的体用观。

  四川音乐学院赵崇华教授在题为《中国艺术史与中国艺术》的发言中提出,中国传统艺术来贯穿艺术史的研究与讲述,不要就史论史,而是以带史,从中国艺术当中去寻找艺术发展的脉络。一方面找准,要对中国传统艺术有一个比较完整概括理解和分析,才能做好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赵老师认为,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审美和以中华文化生态为基础的艺术创作的共同体,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内核,我们也可以用道、气、心、合来表述,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提炼与。另一方面以来讲史,以艺术来讲中国艺术史,研究艺术史既要有历史的眼光也要有今天的视角,中国艺术史研究必须加强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什么是艺术史研究?什么是艺术史写作?涉及叙事的艺术史写作产生“刺猬型的研究”,无须艺术史写作的产生“狐狸型的研究”。在本届研讨会上大学彭锋教授以卡罗尔在《超越美学》中提到的“美学正在由刺猬时代进入大狐狸时代”的观点为引子,用生动的比喻介绍了“刺猬”、“小狐狸”与“大狐狸”三种做学问的方法,发表了题为《刺猬与狐狸:艺术史研究的两种方式》的精彩内容。

  彭锋教授解释到“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小狐狸”知道一件小事,而“大狐狸”知道很多小事。“美学正在由刺猬时代进入大狐狸时代”,那么艺术史是否也在由“刺猬时代”进入“大狐狸时代”呢?他认为,在艺术史中,黑格尔、沃尔夫林等都是“刺猬”。艺术史里充满“刺猬”,是因为艺术史的叙事和艺术史实的分离。他分析到关于艺术的历史写作,任何艺术史都在讲述或者书写关于艺术的故事,故事有自己的逻辑,不能纳入故事之中的艺术就是艺术史之外的艺术。然而,当故事讲不下去,艺术的终结实际上是艺术史的终结,而艺术史终结之后的艺术史研究将是“狐狸型”研究,即无需叙事的艺术史写作。就此,彭锋教授提出了不同于本届研讨会主题的观点,艺术史终结之后的艺术史研究意味着艺术史写作的终结,同时意味着艺术史研究的复兴,有研究不一定要有写作。艺术史研究与艺术史写作不同,艺术史研究无须叙事,艺术史写作则需要叙事,涉及叙事的艺术史写作产生“刺猬型的研究”,无须艺术史写作的产生“狐狸型的研究”。随后彭锋教授“”将自己自喻为“小狐狸”,例举了三例自己近来研究发表的艺术史研究。

  不少学者是做门类艺术研究的——戏剧、音乐、美术、设计、摄影等,我们看到他(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了从门类艺术史到一般艺术史的研究。

  张婷婷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在近年研究当中关注戏曲和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她发现在戏曲和绘画接触非常多,本次提交文章《画中求戏 戏中求画——论梅兰芳与刘海粟的交往》是从历史细节勾勒戏曲和绘画的关系。文章详细介绍了梅兰芳与刘海粟两位艺术大家交往的六件事:纳出因画订交、泰翁访华、失友之痛、欧游弘艺、沪上知交和抗战相惜,充分描述了梅兰芳与刘海粟二人深切的友谊。从他们的交往中看到“戏画相通”的特点,两位艺术家打通不类并从中汲取了艺术营养,我们可从中看见跨门类的实践和理论创作。

  王晓俊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在《论“礼”自“乐”出——并及“听之惩罚”建构的周礼乐认同》一文中,从原始的图腾文化开始讲述,认为甲骨文中的“乐”不是地名,而是商代祖先祭祀仪式所在之处(地)的符号化表示,其上部分符号的简写是葫芦图腾的体现,而下部的“木”则是木图腾,指祖先牌位摆放的地方。随后他论证出“豊”字的本义为音乐,“礼”(音乐)自“乐图腾”(祖先所在地、庙及其涵括的仪式活动) 出,即礼自乐出。由于时间关系,关于中国文化“听惩罚”的内容省略不谈。

  随后,王老师从比较视野给予解释。他说到在流行“看惩罚”,即不准你看,而在中国则是“听惩罚”,即不准你听,比如我们所讲“靡靡之音”、“之音”。西周的礼乐文明中有一个制度是对“听”进行惩罚。这从西周的孔子开始,是礼乐认同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文明形态。为什么不让听?原因在于我们要听祖先的声音,听传统、听祖先的经验,传统的经验对“乐”有,西周的“礼”、“乐”相辅为用,之前合在一起,后面出来。

  刘小龙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在《音乐历史跨文化阐释的可能性与策略:对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标题性特征的跨界阐释》发言中,重点探讨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中的标题性特征,并介绍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同19世纪初浪漫主义风景画的潜在联系,发现中国文化有丰富的田园传统,仿佛从另一时空阐释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标题性特征。最后,他提出几点音乐史跨文化研究的原则和策略,认为跨文化研究的应用是局部和有限的,并认为研究问题不是哄别人开心的事,而应当站在自己的文化底蕴上言之有物,避免空谈。

  赵斌教授(电影学院)在《摄影图像的两种意义模式及其历史叙事》的发言中提到关于摄影图像的意义模式分为再现的图像和操作的图像两种,在一个具体作品当中,两种模式交织在一块,共同创造出了一百多年摄影图像的历史、历史、创造历史和视觉书写的内在逻辑。中国摄影师当中的所谓纪录,其实并不是求真,实际上更多的是意义清空的去功能性模式。

  文苑仲老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世变中的艺术:17世纪荷兰绘画的艺术社会史研究》借鉴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17世纪的荷兰绘画为研究对象,文章问题的指向是:时代的变化如何影响艺术?或说是面对时代变局,艺术家如何应对?时代的变局对于艺术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艺术发展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建立对艺术史的深刻认知,亦有可能对当代的艺术创新提供一些思。他主要借鉴克拉克的理论,从艺术家与艺术传统的关系、艺术家与艺术圈的关系、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与作品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变迁构成了17世纪荷兰绘画风格形成和发展得底色,对有相似问题的当代中国有借鉴意义。

  程雅娟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在《论跨文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以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的多元起源论为例》一文中,以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的四种身份与多元起源论为例,详细分析了Akchakhan-kala遗址考古新发现以及图像学研究方法,对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的身份认定研究结论的影响。并针对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复杂性问题提出,应该采用不同学科方法交叉融合,在尊重各学科的专业理论与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建立综合性、多视角且具有专业性的多学科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如何以跨文化的艺术史研究中涉及的“材料”、“视角”以及“研究趋势”等问题,拓宽艺术史的领域研究视野。

  彭圣芳教授(广州美术学院)的《“知识-”视角下的清三代宫廷造物》一文以理论中“知识-”的视野研究康雍乾为代表的“清三代”造物设计。彭老师分析,清三代帝王对宫廷造物设计的深度介入,是清代文化和皇权集中的一种形式,在严密有序的管理下,塑造了帝制时代传统造物设计的最后辉煌。从福柯话语理论中的知识观角度观察造物设计、和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帝王对造物资源(物料、技艺和巧匠等)的良好控制、指导造物设计的技艺探求、归集和整合等问题。

  杜游老师(南京林业大学)在《魇镇与禳解——工匠的与世界》一文中关注了工匠内部存在的秘术——魇镇,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这种引起恐慌的秘术是匠人们对身份和劳动价值的一种描述方式。他从现实层面分析了古代工匠实施魇镇的原因,关注到古代工匠的集体心态。他总结道,工匠是长期游离在社会主流的群体,缺乏交流的手段和资格,充满暗示的魇镇会不断回应,这一现象在工匠与其他群体开始深入交流之后随之,工匠魇镇不再神秘,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的历史痕迹,但是意义完全不同。

  许旸老师(澳门科技大学)关注的是中世纪欧洲文化在远东影响最深刻的城市澳门的文化遗存,他在题为《地缘交融:澳门市政纹样的艺术史解读——以澳门议事厅建筑为例》中解读了的城市纹章、建筑纹样、徽记等,认为这些市政纹样不仅反映了中、葡、澳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其社会、、教制度表现出来的相关性,并经由这些纹样艺术传达的“隐喻”,与紧密相连的历史演变。

  张柘潭老师(南京大学)以天章周文名下的《廓庵十牛图》为例,考察画作中的禅学,并分析图像中于文本的内在逻辑,为图版的禅学诠释提供新的考察视角。他的文章《禅次第的图像考察——以(传)天章周文本廓庵十牛图》,认为十牛图是禅渐修与顿悟的交融呈现。张老师说到这篇文章是对教艺术的理论反思,教是以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和体验,艺术反映包含其中的内在,这个和教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应该是思想载体,最具代表性是体裁的艺术创作,外在形式是构图色彩技法,在音乐是乐律、节奏,在戏曲上有其他的表现形式。教形式的特殊性,研究方面也有多种多样。

  杨飞飞老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通过图像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剖析石涛花鸟画中的意涵,结合画家、作品与社会三要素来考察其图像的生成与呈现方式。从而透过另一个角度窥见画家复杂的历史。在题为《“古花如见古遗民”——试论石涛花鸟画中的遗民思想》一文中,通过列举石涛《芳兰图》《林风长萧图》等四幅代表性的作品,阐述了石涛的花鸟画不仅表达对故国的思念,还包含对的焦虑感。

  杨卫华老师(常州大学)关注了明代留存下来的画家彩绘本草图谱及其传摹本,在《明代本草图像创作艺术手法举隅》一文中,杨老师列举了明代本草图像《食物本草》中藤本植物的装饰风格、《金石昆虫草木状》中草本植物的文人画风格、《本草品汇精要》中域外香药图对风俗画的借鉴,通过以上,提出明代本草图像的制作不限于写生和临摹,更有画师艺术经验的参与,其创作与科学绘图极为不同,形成了中国本草图像所独有的与药物图像完全不同的创作面貌,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价值。

  伴随着视野和疆域扩宽,艺术史研究变得多样和复杂。在本届研讨会上,黄惇教授等专家强调,在此情境下作为研究者更不能忘记“史”本身的特征,即史料的开掘。史料是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正确解读史料是艺术史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

  黎晟老师(淮阴师范学院)在《北宋前期的御容奉祀考——以玉清昭应宫空间、布局、奉祀礼仪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文献记载及图片研究,对于神御殿玉清昭应宫的空间、图像、布局进行考察,来探讨其中构建和意义。作者分析帝后像的制作与奉安始于魏晋时期,隋唐时期更为多见。到了宋代,基本每一位帝王与相当数量的皇后都有造像奉安的记载。宋真大中祥符七年建成的玉清昭应宫是有宋一代规模较大的,杂糅了国祀系统与传统的皇家道观,其中二圣殿奉有太祖与太御容。在空间设计与神祇布置上,玉清昭应宫既有对早先传统的继承,也有突破。为了表达皇权的神圣与对现实的关照,时人在其中创造出了一套包括神像与皇家御容在内的空间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奉祀礼仪,对于此后北宋中期御容奉祀制度的成熟有重要的影响。

  刘振朋老师(四川大学)的《宋代须弥座的文化记忆——关于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面》一文,从溯源中的须弥座、宋代文献中的须弥座以及宋代图像中的须弥座入手,窥探佛教的中国化。他认为,这其中既有文献中的化,又有卷轴画中的士人化,这分别代表了以须弥座为特殊形式的佛教文化的新脉络。他透过须弥座这一特殊的“物”的视角,展现了佛教在宋代物质文化中的中国化现象。

  师范大学的赵生泉老师在《西夏书写文化研究札记三则》发言中,表示缺乏足够的“年代”意识,是当前西夏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文献学手段,对碑刻、墨迹、钱币等书法“作品”进行科学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借助“文本”和“图像学”方析这些书法“作品”,可以发掘出其文化与艺术内涵。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西夏书法史》,不仅能具有内容的深度与高度,而且能兼具认识的广度与丰度。

  倪志云教授(四川美术学院)关于《欧阳修(歐陽脩)的名字——一个亟应约定的用字规范问题》作了相关的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名字,在繁体字系统中应该统一做“脩”,明清时期有的古籍版本将欧公名字妄改为“修”,其后讹谬相承,直至当代。已有学者王泗原、辛德勇等指出欧公的名字应纠正做“脩”。但在简化字文本中,改“脩”为“修”仍是合理的。一种意见主张在简体字文本中作“欧阳脩”,并不可取。故应约定在今后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论文中,欧公的姓名在繁体字文本中一律作“歐陽脩”,在简化字文本中一律作“欧阳修”。

  对于倪老师的选题方向,南京大学的童强老师表达了观点,他认为学科的教育、学科的指导、学科的边界是存在的,这一类研究在选题中应该避免。黄贤教授总结到,任何学术研究,包括艺术史研究最终是一个价值判断,还是关于人的研究。

  雍文昴副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编辑部),在《试论高等院校艺术教育中的史观思维与评论基础》发言中,表示自2011年艺术学成为的学科门类后,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的类型格局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艺术学系统中的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都相应地发生了流动。作者在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类型格局的分析基础之上,探讨艺术史观思维与基础的建构,以及其在艺术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

  汪晓东老师(集美大学)作了题为《设计研究是否需要学科范式》的发言。他认为设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鉴于目前设计研究还处于混乱的状态,有专家提出设计研究需要范式。设计学科的属性还处在模糊状态,虽然设计学科具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属性特点,但能否成为常规科学还难以确定。若解决目前设计研究的混乱局面,范式理论可能起到一些作用。汪晓东老师表示当设计学科渐趋成熟,有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时,范式将了设计研究,设计研究可能会跳出范式,更为的发展空间。

  在互动环节,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看法,认为设计根本是提升人的生活品质,首先是人文学科,需要人文意识和人文关怀。对此,黄贤教授表示,设计是最具跨学科性的,边界模糊。设计为人服务,任何设计都离不开人文思想。

  马卫星教授(音乐学院)以音乐学院开设中国艺术史课程的实践为例,在《互证、互融、互化——音乐学院艺术史学科建设与探索》发言中佐证艺术史体系构建,并进一步探讨音乐学院艺术史学科建设问题。互证即是艺术史学科建设之观念基础,艺术学不是拼盘,目前艺术史课程教学体系有明显缺陷,而音乐学院中国艺术史硕士研究生课程以中国艺术传统为立足点,具有自身独特之处。互融即是艺术史学科建设之发展趋势,门类艺术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离不开其他不同艺术门类的相互影响。互化即是艺术史学科建设之方法。乐、图、文三位一体的学科课程既符合国家要求,也符合中华文化传统及音乐学院的办学特色。

  金浩教授(舞蹈学院)在《艺术史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古典舞学科创建发展史》中讲述了中国古典舞的前世,并介绍了中国古典舞的当代探者欧阳予倩先生等先辈开拓新中国舞蹈史学研究和中国古典舞重建和重视建设的之。既是当代创建的一个新的舞蹈种类,显示出当代中国舞蹈工作者们的创造和对传统的重新诠释与审美追求。此外,中国古典舞是个发展中的概念,具有传统的稳定性和凝固性,又被赋予了时代风采的可变性与创新性,在当下门类艺术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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