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彩电”、“冰箱”者有罪；盗“专利”、“软件”者不仅无罪，反获同情。当知识产权概念逐步走入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中时，我们开始审视知识产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它？它对每个人、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
4月30日，本会编辑部与采访中心法制组共同主办了一个纪念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座谈会，提出了“知识产权也是一种财产权”的观点，邀请知识产权界的专家、司法审判人员、行政官员及软件产业界的代表，共同围绕知识产权这一话题展开充分、深入的探讨。
李学谦：我们座谈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知识产权。在几年前这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特别是在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知识在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决定性力量的时候，知识产权问题愈加受到关注。知识同样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鼓励创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入WTO日益临近之际，增强对知识产权的就显得尤为关键。4月26日是世界首个知识产权日，为此，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内目前知识产权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召开这样一个主题座谈会。
中国青年报的主要读者对象是青年知识，读者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占70％以上，也是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青年群体，对知识产权问题非常关注。作为一份以青年为主体的，我们有责任向广大读者有关知识产权的知识，介绍知识产权现状及立法、执法进展，以期引起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的进一步关注与重视。
何山：知识产权在我国发展很快，确属不易。15年前《民法通则》的制定对知识产权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当时起草民法草案四稿时，知识产权被称作“智力权”，不能叫“知识产权”。为什么这样呢？当时有人说知识是党和人民给的，怎么能变成你的私有财产？所以应该叫智力权。《民法通则》制定时，把智力权改成知识产权，做出这个立法决策是正确的。当时《民法通则》了知识产权含四个方面的：著作权；发现权；工业产权；其他科技权。
《民法通则》颁布后到目前，知识产权发展得更快，特别是最近面临加入WTO的形势，我国又在修改知识产权中的三部最主要的法律：《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专利法已经修订，很快又要通过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订。在修订这三部法律过程中，立法者逐条逐句地过，每一条都慎重推敲，目的就是争取改得更好、更现代，与世界知识产权接轨。
知识产权在我国的发展非常迅速，20年走过了相当于发达国家200年所走过的，发展中难免存在不少问题。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更注重创作者的，饭店、餐厅播放音乐都要收费了。在执行著作权法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不少问题，不少困难。有人开玩笑说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要去餐厅收钱还不得让人打出来？所以这更有赖于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了解，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知识、知识产权的观念，使知识产权的发展更加健康有序，对那些的抄袭、盗版行为人人喊打，杜绝抄袭教授文章、剽窃别人作品获等尴尬事情的发生。
蒋志培：我刚从在韩国汉城召开的中、美、韩知识产权研讨会上回来，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律师讲，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你们是后发展起来的，可以把欧洲、美国等国际上知识产权制度的长处都收集起来，构建你们的制度。他说的不错，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比较先进的，符合国际标准的。
如此次专利法修改，了临时，就是说你还没打官司，法院就要受理，并在48小时内做出决定。这种旨在及时查封、控制某些行为，保全、财产，使对人的形成灵活有效的机制。在很多国家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时间期限，因为专利等侵权判断很复杂，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国家的这一专利法已经达到国际水准。
蒋志培：我去美国、欧洲以及我国考察时，看到企业内都设有知识产权部，由或其他组织专门开设知识产权课，讲授知识产权是什么、如何知识产权等知识，教企业怎么利用知识产权专利但又不侵权，怎么商标，讲得清清楚楚。据说有个外国大公司有5万职工，有370多人的知识产权部，每一个分公司还有知识产权科，这些人又懂技术又懂法律，很厉害。
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就差多了，有的来法院告技术秘密被了，但他到底有几个技术秘密点都说不清楚，连审案的都为他们着急。所以应投一部分资，由专人做这些工作，马上要加入WTO了，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如何应付国际竞争。
现在我国的专利已被国外企业、发明者“跑马圈地”，人家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逐步控制起来，到你想用时都成了“雷区”。
杨立新：中国人买盗版、用盗版的思维惯性很难刹住，这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存在，知识现状令人堪忧。比如盗版光盘，恐怕在坐的各位家中多数都有。我举一个亲身的经历：某法院搞论文评比，一位的论文和我书中的一部分一模一样，本来就是侵权行为，但领导后来说，为了鼓励大家学习的积极性，给个二等吧。结果抄别人的东西还得了二等，岂不滑稽。
李长旭：我从事打假8年，迄今为止共打了2611个假冒生产商，2000多个假冒销售商。我认为，打假中的地方主义究其实质是问题。地方主义表面上的是区域利益，实际是一些官员或执法人员和当地造假者存在着某种经济上或感情上的联系，即。称之为地方主义只不过是给这种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所以，应该彻底查查地方主义的背后是否暗藏着的阴影。
周林：说“知识产权就是一种财产权”还不够深透。我认为，知识产权从本质上是一种私人所拥有的财产权，这在很久前已为大多数国家承认，但在我国，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经历了一番波折。十年中，就连50年代对发明权有限的也被取消了。我国重新以立法形式承认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是在贸易中可以使用并获得收益的专有权，是在1979年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中。这与我国在中对私有财产认识的不断增进有密切联系。
我们加入WTO在即，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协议中，序言一款明确：要求全体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即与公权有区别。私权就是为某个人、某个组织所拥有的，别人未经许可不得使用、侵占的。你到别人家里抱走彩电，是贼，是社会规范和所不能被接受的。同理，知识产权、发明、专利、版权也是一种私有财产权，你随便拿去用，就跟到别人家里去偷彩电一样。
除了说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私权，知识产权还是一种。今年的九届四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加入《世界公约》的决定，此公约第十五条明确：版权是的一种。
同时，有些知识产权和财产无关，是纯层面的，如名誉、成就感等，这种也是知识产权当中很重要的。
蒋志培：知识产权不只是一种财产权，同时一些知识产权还具有上的特征，如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作品完整权等。
法院系统是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不是全部。法院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审判活动知识产权。它采取民事救济、刑事救济措施，还通过行政审判提供行政救济措施，对“即发式侵权行为”也能够解决。现在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知识产权案件一年大约五六千件，每年还有大约二三百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就是说每年有一二百人因知识产权犯罪而进班房。我把这种情况和美国联邦法院及律师交流，他们那儿这种刑事案子比我们少。民事案件总体上又比我们多。
吴海涛：大家都知道桌子、冰箱、彩电是一种财产，把别人的拿走不行，人家拿你的你也不干。好，我现在告诉你，你把别人的知识产权随意拿走也不行，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同样是财产。有人说餐馆、音乐厅播音乐要收费了，音乐著作权人去收钱可能被打出来，这就是个观念问题，去收水费、电费、租金不会被打出来，但你音乐厅里播放动听的乐曲增添了情调怎么就可白白拿来用呢？知识产权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人得不到收不回投资，失去了创新动力，谁还去从事这种创作呢？写小说、谱曲子，都是要经过大量的智力劳动产生的，同样是财产。
彩电、冰箱这样的实物财产只要锁在家里，别人轻易拿不走，但知识产权一旦公开就可能被复制走，它比实物财产更需要法律。我们正在修改版权法，提供更有利的措施，如诉前、带有处罚性赔偿等，建立一种成本更低、切实有效的司法制度，使打知识产权官司能赚到钱，人得到赔偿，律师也能赚钱，让侵权人赔钱，这将更符合市场机制特征。
丁英烈：专利法非常巧妙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无决的技术独占与技术普及间的矛盾。专利法的旨是促进科学发展，推广普及技术进步，其核心是专利权人的发明创造。专利法中，申请了专利要在一年零六个月内通过专利公报公之于众，以便于专利技术的普及。另一方面专利局经过审查，对符合专利法条件的技术授予独占实施权，使人通过独占实施权获得经济效益。
国内对假冒产品危害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对外，假冒问题已成为影响外商对华投资的重要砝码；对内，使国内名牌企业遭受着更大损失。现在对知识产权的往往是对知识产权不了解的人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市场上的竞争反映在商品上，商品的竞争反映在技术上，而技术上的竞争反映在知识产权上。凡是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部门，不可能产生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是专利战略的基本核心所在。
李木盾：我认为当前大量的造假、盗版、侵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问题，而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问题。不涉及知识产权的照样造假，假冒伪劣遍地皆是。市场的作用有好有坏，的作用也有好有坏，恰恰在转型期中，市场和的好作用都发挥不出来，于是才有这种假冒伪劣遍地皆是的现象。我们说，打假是消费者，但就出版物、电子读物和软件而言，消费者会说，买假对我有何坏处。在一个短视的社会中，不靠改变结构，建立规则，只靠打假，成本既高，也难以解决问题。
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间，创造力充分发挥之后知识产权才有意义。我们的忧患在于对知识产权的究竟给了它多大的空间？暂时的盗版造假抄袭，我认为只是一些表层上的现象。一个搞教育的人说：我们国家中小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竞赛拿的很多，但拿诺贝尔的人一个也没有，我们给学生提供的是复制而不是创造。
在法律方面，我们往往注重分析技术层面的问题，过多考虑如何惩罚，没有在更深的层面上考虑制度设置和渗透。比如诉讼成本过大，有些案件背景复杂，还有的打一审、二审，二审发回去重审，结果不了了之，司法成本的扩大，不利于知识产权。要把诉讼成本降下来。因为，有时人们不打官司，不是没有法律意识而是成本太高，和所获得的补偿不成比例。
杨立新：在知识产权领域要特别重视侵权行为法的适用。对知识产权，刑事手段有用，但是用的很少，也有，也不是很得力。知识产权是种财产权，对财产权的侵害，适用财产手段来解决、来救济，是最好的方法。对于侵权行为的赔偿，要有补偿、制裁和警戒三方面的作用。为了对侵害知识产权给予更有利的打击，可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对欺诈行为予以双倍赔偿的做法，对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行为特别恶劣、主观恶性深的案件，可以建立惩罚性赔偿金，给侵权行为以更为严厉的制裁，以更好地人利益。
我想盗版屡禁不绝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设计上有问题。过去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侦查，是检察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后来转由门办理，主要担负治安管理任务，所以对知识产权案件的查处成了次要工作。
另外，知识产权案件纠纷的诉讼程序过于复杂，要由指定的高级、中级法院管辖，一些法院没设知识产权庭，很多案件要到来打，成本太高。这种制度设计没有把知识产权案件当成普通案件，看似对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重视，实际对人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很多人觉得打官司太难了，我何必费那么多精力来较劲呢？这种特别程序其实制约了人自己的积极性。
陶景洲：打假越打越多、越打越难、越打越贵、越打越险。从假冒的根源上看，假冒问题与、都有联系，所以打假如果与当地官员的政绩挂勾，能解决很大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在假冒产品问题上，销售者的除外责任存在很大问题，需要立决。除外责任即按照现行法律，在假冒商标案中，销售者只有“知假售假”才应承担法律责任。
前段时间美国爆炒这样一件事：美国贸易代表来中国考察，看到一种在美国卖的儿童玩具，在中国很便宜，就买了几个，结果回国时被美国海关，被罚款并要求赔礼道歉。这件事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说你贸易代表到中国知识产权去了，还买假货。在美国，买假的人要承担刑事责任。
张一方：我认为盗版对外国公司可能只伤及皮毛，但对中国产业则是断头的大事。这几年联想、海尔、方正等涉足硬件的国内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没有一家软件公司真正达到十几亿、几十亿元的收入。
印度的软件正版率是59％，是60％多，它们3年前和中国一样，现成为软件最大出口国之一。我的软件被人家盗版，投资收不回来，如果不赚钱，我拿什么向投资者负责？在这种沙漠化的土壤上，种下的东西还养活不了自己。
前一段时间代表委员大谈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要种树、植草、退耕还林。但我不知是否有人提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也到了水土流失的严重地步，到了要大声疾呼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的地步。像盗伐树木一样，软件盗伐太多了，树枯、草死、动物绝迹，植物链遭到，随之而来就是水土流失，中国软件人才的流失。如果我们不从打击盗版的源头上采取措施，未来我们损失的将是整座山川。
李儒雄：知识产权对中国企业来讲，是攸关的事情。如果任目前盗版的情况上演下去，企业就要遭受，中国的软件市场就成不毛之地了。说得严重点就是，中国的市场不适合软件企业。软件对于企业而言是生产资料，它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不去买软件，而去偷别人的生产资料？所以知识产权，企业和首先要带头买正版软件。
我作如下：一、对、事业单位及企业违反知识产权行为的，在立法、行政处罚上采取措施，加大处罚力度，追究一把手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二、从财政支出中拿出部分预算用来购买正版软件，哪怕1％或者2％也好。以财政拨款来正版软件的使用。三、把执法部门的业绩和当地知识产权状况挂勾，作为其业绩考核的一部分。尤其公开盗版的地方，执法部门的人员要下课。四、国家有关部门如国家版权局、知识产权局等部门联合起来，每年评选软件的优秀官员及执法人员，作为企业我们很愿意拿出这笔钱作为励基金。
皮卓丁：两年前韩国签发总统令打击盗版，是亚洲国家中打得最凶的。没想到由此会带来什么情况，但市场行为给予的直接反馈是打出了两万家软件公司，来做电子商务软件。现在它的技术接近甚至超过美国。原因在于两年前的一纸总统令，净化、清理了软件，因为有了好的，资本家会来投资。这不是所能控制的，完全是市场化行为。
尽管我们国家鼓励发展软件，但更多的注重降低税收。国内软件企业老总们说，我们宁可不要降低税收，更盼望能创造出一个正版软件的社会，这远远超过为我们省下来的税收。因此制度设计是最为关键的，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
在对待盗版软件的价值判断上存在观念误区，很多人认为软件价格卖得高，因而同情盗版使用者，呼吁软件价格降下来。但要认识到，降价绝不是治理知识产权的好办法。不管软件价格是便宜还是贵，你都必须去买，不能偷。我们欢迎竞争，希望国内公司创造出比我们更好更便宜的软件产品给老百姓，但我们绝不跟盗版竞争。
高群（中国软件联盟副秘书长）：盗版使整个软件行业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中关村地区每年盗版光盘交易额大约在3亿元左右。如果其中软件盗版光盘按10％计算，则意味着该地区每年软件盗版光盘交易额为3000万元。由于盗版光盘价格低于正版光盘数倍甚至数百倍，因此最保守估计仅仅中关村一个地区，盗版光盘给软件业造成的损失就可达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而我国2000年全国软件产品销售额总共才230亿元。在盗版活动的地区，盗版已经不再是出没于大街小巷的偷偷摸摸的行为，而是公开在市场上出售的堂而皇之的商业行为，不少已经形成有组织有领导的制售一条龙的盗版团伙，甚至还与境外进行国际犯罪活动。盗版给中国的软件产业和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已成为软件企业的头号大敌。
盗版严重了软件的投资，使风险投资商望而却步，企业发展资金难以为继。无力开发出新的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其结果只能是缩小或退出市场竞争。应当调动一切有效手段为软件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公平洁净的软件市场。这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否则，我们的民族软件业就没有出，中国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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